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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洲: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來源: 軍報記者微信公眾號  時間:2015-07-02 09:21:51 作者:

  編者按

  今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94周年的特殊日子,我們特編發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劉亞洲撰寫的《精神——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一文,感悟中國共產黨的精神血脈和在抗戰中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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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主席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進,不斷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成就告慰我們的前輩和英烈!”

  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氣質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響著民族的生存發展。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也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且還是精神的勝利,因此也是文化的勝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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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曾經是世界最優質的文明。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活得神采飛揚,有滋有味。男人特別陽剛,女人特別嫵媚。百家爭鳴,思想茂盛。不料,一個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斬斷了中華文化的臍帶,於是他以後的男人們都漸漸雌化了。秦代留給我們最壞的遺產是,把思想的對錯交給權力評判。漢武帝走得更遠。他真的把一個最優秀的中國男人閹割了。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國歷史特殊的符號,也是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

  自那以後,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時情況更為惡化。龔自珍用“萬馬齊喑”形容中國明清之際的社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他還說,今日中國,朝廷中見不到有纔華的官員,街頭見不到有纔華的小偷,民間連有纔華的強盜都沒有。

  中國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載以降,無論他們的身體呈現何種形態,靈魂都永遠跪著。他們如螻蟻般卑微地生活著。他們只會匍匐,無論在皇權面前,還是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這一狀況到中日甲午戰爭時達到了巔峰。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5萬人,日軍比清軍少,不到10天,遼東全線潰敗。旅順要塞,固若金湯,清軍只守了一天,日俄戰爭中俄軍守了近一年。日本軍醫檢查清軍傷口後提交的報告中寫道:“從清兵的創口來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後,自前面中彈者極少。”顯然這是逃走時中彈的。

  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押解上萬名俘虜去屠殺,竟無一人反抗,連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帶個頭,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餅了,可這個人永不出現。甲午戰爭後,甚至連清朝的屬國朝鮮也做起了瓜分中國的美夢。朝鮮《獨立新聞》1896年發表文章稱:“但願朝鮮也能打敗清國,佔領遼東和滿洲,獲得8億元賠償。朝鮮人應下大決心,爭取數十年後佔領遼東和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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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中華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接近谷底時獲得重生。甲午一役,中華民族走到了懸崖邊。一個人只有站在懸崖邊纔會真正堅強起來。一個民族也一樣。斷了退路纔有出路。最慘痛的沈淪造就了最輝煌的崛起。中國被日本打敗後,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大批中國有識之士源源不斷湧入日本,開始了向日本學習的過程。

  兩千年來,一直是日本學習中國,什麼都學,用過去的話說叫“唐化”,用現在的話說叫“全盤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築,給人一種寧靜、沈穩的感覺。連房屋的顏色都以灰色調為主。那是唐朝的基調。日本人學中國太凶,以至於認為自己成了中國。1870年中日兩國進行談判時,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稱清國為“中華”,日本堅決不答應,說:如果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成“夷”了?談判因此差點破裂。

  對華戰爭的鼓吹者福澤諭吉在甲午當年撰文《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和他同一時期的植村正久則稱:“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這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甲午以來,日本人看中國的眼光變了,說話的口氣也異樣了。中國當日本的老師兩千年。日本當中國的老師近百年。今天我們的語言甚至都受日本影響極大。像“乾部、路線、社會、民主”這些最常用的名詞都來自日本。這些名詞佔了現代漢語社會名詞的70%。如果刪掉這些名詞,很難寫出一篇現代文件。不過,我認為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這批遠赴東洋的志士在那裡初識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先生讓他們的精神為之煥然一新。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秋瑾、陳天華、周恩來和魯迅。有人說,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換在兩個女人手中完成,一個是秋瑾,一個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古軒亭口英勇就義,她喟嘆:“忍看眼底無餘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後,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陳天華則在寫出了《猛回頭》這篇呼喚中國人精神的檄文之後蹈海自盡。陳天華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以一己之死,求國家興隆,中國不滅。在這些辛亥革命黨人身上,依稀可見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學醫的。在選擇拯救中國人的精神還是拯救中國人的肉體上,他毫不猶豫地挑了前者。不過我認為他仍然是一個醫生,他想的是如何醫治一個國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專門留下腳印,有些人專門研究腳印。魯迅就是專門研究腳印的。我覺得他說過的一句話可以成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魯迅常常提到三個問題:一、怎樣纔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麼?三、為什麼會產生這些病根?三個問題都指向精神層面。魯迅看到,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澤東是激賞魯迅的。他常常稱魯迅是“我們的魯總司令”。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拿槍,一支拿筆。拿槍的軍隊總司令是朱德,拿筆的軍隊總司令是魯迅。毛澤東和魯迅在精神上絕對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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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之後,又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次運動,既是對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對日本的再學習。批判,是抵制它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學習,則是從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民族的背影,使中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獲得涅槃。至此,中國對由日本帶來的災難而進行的反思達到了最高峰。

  日本侵略過亞洲那麼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進行過反思。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說:“與日本這樣的國家為鄰,是韓國人的恥辱。”可惜韓國人的認知只走到這裡就止步了。韓國離日本更近,但始終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浮海求學的場景。

  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思想戰爭。它差不多算是一場文藝復興了。五四運動的真諦在於,只有人的站立,纔有一個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間人為尊。尤其應指出的是,這場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精神的啟蒙,它還為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准備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場運動的尾聲,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最美麗的果實。

  1919年5月7日,五四運動中被捕的部分北京高校學生獲釋,學生們在返校時拍照留念。(資料圖片)

  五四運動告訴我們,只有偉大的民族纔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民族纔是偉大的民族。一個日本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中國徹底覆亡,東方各國也就沒有了希望。如果中國能夠勃興,東方各國救助有望。嗚呼,中國問題實乃東方之大問題。”(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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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發生在五四運動前,抗日戰爭發生在五四運動後。這兩場戰爭戰場一致,對手一致,但結局迥異。在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所有戰爭中,抗日戰爭最為慘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反法西斯的戰爭中,中國贏得最為悲壯。原因何在?就是因為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認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歷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沒有這樣的人,在那之後也沒有。明治的榮光,至今是日本人掛在嘴邊的榮耀。

  而在中國,“五四”一代人則是先秦以來最有朝氣、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發生了猛烈碰撞。這是兩個精英集團的碰撞,這種碰撞纔有了激情,也纔有了世紀意味。甲午戰爭後期,日本人已經沒有了激情。但抗日戰爭就不是這樣。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個月,它還一口氣在江西等地攻佔了十八座城鎮。它的激情在燃燒,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偉大的對手。

  讀一讀《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野心賁張,口氣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氣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有種,小東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纔說得出這樣的話。反觀中國近千年間,就無人敢講這樣的話。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澤東那個時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揮斥方遒?他的書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嘯著從紙上站立起來。

  千年來,小農經濟是中國的主要社會形態。這種形態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御性。萬裡長城是防御的極致。中國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戰爭中產生的。中國古代很少謳歌戰爭。縱是大唐盛世,描寫征戰的詩詞也是淒苦的,哀怨的。有些雖然不失豪放,也擺脫不了悲涼無奈。然而你看看毛澤東的戰爭詩,哪有一點淒慘的音調?最典型的是《七律·長征》。困苦到那種非人的地步了,毛澤東還吟唱:“三軍過後盡開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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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的侵華日軍,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強盛,也是野心最張揚的一代。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高級將領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級將領,都參加過奠定日本強國地位的“日俄戰爭”,年齡多在五十開外,正處於成熟和巔峰狀態。

  與之相比,毛澤東和他的將領們則是小字輩。彭德懷舉行平江起義時30歲。林彪被任命為軍團長時年僅24歲。劉伯承參加南昌起義時35歲。1946年粟裕贏得七戰七捷的蘇中戰役時39歲。然而正是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態投入抗日戰場,創造了歷史。

  青春具有無盡的衝擊力。青春具有無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講馬列課,大家都准備記錄,林彪只說了一句話:“資本主義是少數人發財,共產主義是大家發財,講完了。”眾人目瞪口呆。關漢卿說:“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林彪可能讀過關漢卿這句話。他愛吃炒黃豆。他在不斷咀嚼中體驗戰爭的硬度。平型關一戰,正是林彪,改寫了日本陸軍不曾失敗的歷史。

  彭德懷親自指揮的“百團大戰”,對民族精神的昇華影響深遠。這個戰役的命名,豪情滿懷,閃爍著英雄主義光芒。這是一個不因歲月流逝而褪色的極富有詩意的命名。當時參加戰斗的有105個團(次),左權在聽完匯報後脫口而出:“好!這是百團大戰,作戰科再仔細把數字查對一下。”這個響亮的名詞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懷,他說:“不管是一百多少個團,乾脆就把這次戰役叫做百團大戰好了。”

  1950年12月1日,朝鮮戰爭第二次戰役後,彭德懷親筆起草給38軍嘉獎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38軍萬歲!”稱一個軍“萬歲”,這在我軍歷史上,不,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懷的膽量和豪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自那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和21個國家軍隊交過手,未嘗敗績,抗日戰爭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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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花中櫻為王,人中兵為貴。”櫻花,當其燦爛盛開之日,也是它凋謝零落之時;武士,當其命殞疆場之時,也是他最榮光之時。日本人認為這二者都是美的極致。我曾在冬天去過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學生們一律都穿短褲,裸露著凍得發紫的小腿。孩子們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

  日本諺語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國人則總是勸人“慢走”,“你慢慢吃”。這種精神下培育出來的日本人是看輕生命的。世界公認西方最強悍的軍隊是德國國防軍,但在斯大林格勒,保盧斯元帥率領9萬名士兵集體投降。而日本軍人在絕境中通常都戰至最後一兵一卒,屍骸遍野,極少降服。

  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語)的情景令世界恥笑。抗日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比上一場戰爭更為酷烈。它是循清朝滅亡明朝的舊路這麼做的。聽父輩說,在我的家鄉,日本人設哨卡,中國人經過時,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發現心??亂跳的,牽到一邊,一刀砍掉。

  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殺得天地為之改色。南京大屠殺之前,中日雙方的戰斗還是勝負之戰;南京大屠殺之後,雙方已是生死之戰。日本軍閥驚訝地發現,僅僅過去40年,這個大陸種群已經變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只有兩種情景,一種是悲慘,另一種是非常非常悲慘。抗日戰爭中,這兩種情景改變了:一種是堅強,另一種是非常非常堅強。

  特別是共產黨員,內心極其強大。起初日本人並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後纔引起重視。史料表明,日軍曾煞費苦心研究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比如,凡聽到別人說話就起立者,不是黨員就是乾部;詢問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國某年”者,多是黨員,並受過教育。日本人對共產黨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偉大對手的傳統。

  日軍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軍戰士跳下懸崖的壯舉,肅然起敬。日軍排成整齊的隊形,隨著一個軍曹的號令,向五壯士跳崖處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楊靖宇將軍生前和死後都受到日軍的極大敬畏。他陷入絕境後,日軍派叛徒向他勸降,他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句話至今在天地間回響。它讓人觸到了信仰的力量。

  楊靖宇將軍犧牲後,日軍解剖了他的屍體,胃裡只有草根和棉絮,沒有一點糧食,在場的日本人無不受到莫大震撼。日軍頭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淚,長時間默默無語。史料載,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後,岸谷隆一郎窮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內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後,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兒女後自殺。他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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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一變天地寬。中華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撥亂反正,它的大氣象和大氣魄就顯現無遺。這一點,日本就顯得局促多了。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就連最著名的右翼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認,一翻開唐詩宋詞,心中就湧起一縷鄉愁。這是一縷文化的鄉愁。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語言不通,但可以通過筆談溝通,而我們與很多少數民族就不行。這說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國的下游。

  抗日戰爭,中日兩個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對決外,就是在格局上對決。中國重新成為日本的老師。日本是個島國,眼光不開闊。毛澤東的眼光則掠過千山萬水。毛澤東看到,甲午戰爭時,日本始終是攥著拳頭對付中國的,而中國卻如張開的五指,極易折斷。中國不能產生合力的深層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只有個人,沒有集體;二是精神世界封閉,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於團結。《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團結的衝鋒號。它至今仍是我們的國歌。誕生於延安的《黃河大合唱》是最華麗的樂章。

  毛澤東還摒棄前嫌,果斷地建立統一戰線,國共開始合作。中國團結之日,就是日本衰敗之時。日本軍閥此時認為不能再拖了,於是匆忙發動全面戰爭。當時,八路軍的武器還不如甲午戰爭時的清軍,但軍事思想非常先進,連美軍都派人到延安學習八路軍的軍事思想。毛澤東不僅是戰爭大師,更是戰略大師。日本是一個強盛國家時,毛澤東堅決拒絕與其談判,甚至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日本戰敗後,成了非正常國家,毛澤東反而主動與其交往。

  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形勢和當前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他對抗大學員說:“我們‘抗大’人,不能有一個是不抗戰到底的!不能有一個是不反對投降的!”他提出“論持久戰”,是精神上的長征,也是大戰略。毛澤東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戰爭風雲大勢的,能夠高屋建瓴地抓住問題本質,而他手下將領如彭德懷、劉伯承等,則從另一個角度對待戰爭。他們的戰爭智慧,體現在對戰爭細致過程的見解上。劉伯承、彭德懷起自行伍,有很深的連排長情結。他們對局部細節的追求,完全是一種連排長的眼光。毛澤東善於把大仗當小仗打,他們善於把小仗當大仗打。理解一個士兵,懂得一個排長、一個連長,也能贏得一場偉大的戰爭。

  1937年9月,平型關伏擊戰中八路軍戰士與日軍展開肉搏戰。(資料圖片)

  我研究過日本陸軍大學和海軍大學。這兩所大學成立於明治維新時期,一直特別重視對戰役的研究,反而對戰略不甚看重。日本軍事院校至今還津津樂道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某些戰役。戰略需要哲學。毛澤東指出,日本是沒有哲學的。戰略要有全局,日本則特別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打贏了每一場戰役(太平洋戰爭後期除外),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它太看重勝負,於是只有小勝,沒有全勝。

  日本宣布投降後,武漢市民湧上街頭慶祝抗戰勝利。(資料圖片)

  毛澤東從不看重勝負,他總是從事物的本質入手,時或舉重若輕,時或舉輕若重,格外大氣。抗日戰爭勝利五年後,他就揮師入朝,對抗世界第一強的軍隊,就是戰略大手筆。彭德懷擲地有聲的那句名言“不過解放戰爭晚勝利了幾年”,何嘗不是毛澤東的精神寫照?毛澤東還說:要把中國軍隊建成世界第二強的軍隊。他的胸懷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緊。

  遍數日本,不要說沒有毛澤東這樣的大家,連劉伯承、彭德懷、鄧小平這樣出色的統帥也沒有。山本五十六是日軍的另類了。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是他的傑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決定論,仿佛觸摸到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其實,這個神來之筆只是他一時衝動的結果。他居然沒有理解自己這一獨創戰法的劃時代意義。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艦。就在偷襲珍珠港後不久,日本造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7萬噸的“大和”號。僅這一艘艦的噸位就超過了中國海軍全部艦船噸位的總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滿地找牙的美國人從慘敗中捕捉到了勝利之光。美國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從此,美國人給戰爭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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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成為廢墟,“國在山河破”,但精神上獲得重生。這個古老的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戰爭沒有在日本本土進行,因此,日本是“國破山河在”。這個“國破”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滅亡,還指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這場戰爭中遭到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復。

  美國佔領日本,主要還不是軍事意義上的佔領,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麥克阿瑟飛往東京時,隨從問他帶不帶槍,他說:“什麼也不帶,就空手去,這樣對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結果,日本人看見麥克阿瑟,就像看見神一樣。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蘇裡”號簽署投降書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對他說:“你要把明天當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氣揚地去簽這個字。”

  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國人。美國戰後對日本進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壓制這個民族。美國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這個東方民族頭上。事實證明,東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國利用雅爾塔體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時期的起點。它是不是想讓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點呢?

  70年來,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骨子裡都有挑釁美國的意味,因為那些甲級戰犯正是被美國人逮捕並處死的,但美國沈默如山。它在日本駐有重兵,而且都在戰略要衝。70年前兩顆核彈爆炸的巨響聲猶在耳邊。美國根本不怕日本鬧事。美國成功了。日本輸得服服帖帖。美國佔領世界那麼多地方,無論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襲擊無日無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沒有發生過這種襲擊。

  不錯,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這是在美國人強勢主導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枚棋子,再也沒有了對弈者的身份和心態。明治時期的精氣神一點兒也沒有了。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東京劇烈搖晃,一棟棟大樓都“吐出”滾滾人潮。一位中國作家寫道:“大街上全是人。他們都在一種異樣的沈默中緩緩移動腳步。打個不恰當比方,好像遺體告別儀式時那種靜默和步履。雖然沒有哀樂,但所有人腳步移動的節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萬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

  有人贊賞這種狀態,認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卻不這麼看。從這種舉動中你難道看不出壓抑和窒息嗎?這是萬眾一心嗎?這是萬人一面。明朝人在揚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景嗎?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恰恰是兩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都被人稱為“機器民族”,難道其中有什麼深奧之處嗎?我經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從日本人名字的變遷中可窺一二。

  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氣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學於文)、山縣有朋(有朋自遠方來)、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無信不立)、宮崎滔天……上世紀初,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給宮崎滔天寫了一封信,上來就稱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澤東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處,否則他不會這麼叫。這些鏗鏘的名字已經離今天的日本人遠去了。

  抗日戰爭過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對戰勝了他們的中國人民耿耿在念,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的戰勝國——原諒並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這個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日本的佔領——過了70年,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人是寬宏大量的。

  抗日戰爭中,由於精神的轉換,中華民族已成為精神的強者和巨人,所以纔寬宏大量。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是:不能忘卻,可以寬恕。新華社記者穆青曾是八路軍120師的乾部,一次,他隨部隊攻佔了日寇的一個炮樓,在炮樓角落裡發現了兩個大木箱,打開後,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來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滿滿兩箱子。穆青所在連的連長是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戰士們都哭了。

  國民黨遠征軍將領孫立人在緬甸作戰,俘虜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請示他如何處理,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再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後就這麼辦!”國民黨軍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敗仗。但敗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過在對待日本俘虜問題上,就遠比不上共產黨人了。在八路軍的隊伍裡,有不少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他們大多數是被俘虜的日本士兵。

  後來,他們當中很多人隨共產黨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國民黨軍隊中就沒有聽過這種事。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繼續仇恨中國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道理就在於此。

  劉亞洲安徽宿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空軍上將,畢業於武漢大學英文系,參軍後歷任排長、副連長、軍委辦公廳乾事、師級單位政委、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軍區空軍政委、空軍副政委等職。

  (本文來源:中國空軍網、參考消息等微信公眾號)

  |本期編輯:楊光、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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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劉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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