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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空軍迎來裝備盛宴:3代戰機數量已壓倒周邊

 來源: 瞭望東方周刊  時間:2015-09-29 09:55:52 作者:

  資料圖:殲10戰機接受空中加油

  原標題:裝備盛宴背後的中國空軍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張汨汨特約撰稿張力/北京報道

  2015年9月3日勝利日閱兵後一周,中國空軍於9月10日在長春再次舉行航空開放活動。繼空警-500、轟6-K等新型裝備亮相天安門廣場,空軍14個型號的武器裝備亦於此次向公眾開放。

  以空前自信的姿態展示裝備,被空軍司令部軍事理論研究部原部長安士東視為“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空軍轉型的一個‘標點’”——顯然它不是句號。

  時間向前追溯11年,中國空軍於2004年提出了“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指導,其具體解釋為:逐步實現由機械化向信息化、由航空型向航空航天型、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由戰役戰術型向戰略型的轉變。

  再前推至上世紀90年代初,以海灣戰爭為標志的一系列現代高科技戰爭,促動中國空軍踏上漫長的昇級之路。

  現代軍隊轉型必須以裝備的提昇乃至變革為基礎,比如第三代戰機的列裝,使整個空軍的指揮、支援體系必須適應更遠、更快的要求。

  “經過20多年的不懈努力,特別是經過軍事斗爭准備的實踐探索,空軍戰略轉型的發展路徑、建設目標、戰略舉措更加清晰明確,步伐更加堅定有力。”安士東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我們的規模優勢已經建立起來”

  艷陽高照,透過殲-11B全玻璃化的座艙向外看,北京天空通透無比。

  12架殲-11B組成經典的“右機楔隊”,在師長雷凱的率領下從天安門廣場上空飛過。2009年國慶閱兵,時任團長的雷凱是空中“殲-8F梯隊”的備份長機。

  那次的空中梯隊中仍有41架二代戰機,由殲-10、殲-11構成的三代戰機陣容為35架。

  “受閱機型的編成,反映了部隊的武器配備情況。”雷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作為直接擔負作戰任務的“拳頭單位”,他所在的師有3個團當時裝備了殲-8F、殲10和殲-11B飛機,在當時的空軍航空兵師中已是“最好的配備了”。

  “三代機數量有限,不可能把精良裝備都放在一個師裡。”雷凱解釋,新老戰機搭配使用,是轉型昇級中的空軍必須經歷的過程。

  如今,二代機已全部退出閱兵場。

  閱兵場上的裝備,必然是該軍種的主戰裝備,至少“已經服役、性能穩定、數量夠多。由此可見,這6年來空軍主戰飛機的整體質量上了一個大臺階”。空軍指揮學院教授王明亮告訴《瞭望東方周刊》,2009年中國空軍三代戰機的數量與周邊對手“剛剛持平”,而今天,“我們的規模優勢已經建立起來了”。

  更多行家對中國空軍的觀察,則是體系作戰能力的躍昇。

  所謂體系作戰能力,可以通俗地解釋為“作戰力量如何纔能擰成一股繩”。

  此次受閱的10個空中梯隊中,混編梯隊佔到6個。預警機帶指揮通信機、指揮通信機帶殲擊機、加油機帶殲擊機,以及海航的警戒偵察機帶殲擊轟炸機、陸航的多型武裝直昇機……“未來空中戰場的體系作戰一定是由多個機種、多個要素組成的。”國防大學教授吳國輝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受閱飛機這種‘模塊化’的編組,正是反映了我軍體系化作戰的構想。”

  作為體系作戰中的不同角色,除了最近備受關注的空警-500,運-8指揮通信機也一再亮相。

  “與預警機相比,指通機雖然沒有預警探測等功能,但它的指揮容量、通信距離都比前者高,可以與預警機搭配使用、各顯其能。它還可以處理一些僅靠衛星不能完成的短程、大容量通信,戰場生存能力也更強。”王明亮說,這種飛機就是要解決體系化作戰的需求。

  “要把各種作戰要素連在一起,首先需要解決通信問題,所有戰場的作戰要素都要能夠入網。沒有指揮中樞是聯不起來的。”他解釋說。

  指通機的另一個意義是滿足遠程、遠海作戰的需要。“它實現的是一個信息‘中繼’的功能,在本土之外,將通信信號向更遠的距離傳輸。”王明亮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一個國家空軍能夠實現遠程機動作戰的重要標志。”

  從“肉眼”到“衛星”

  特級飛行員李秋,八一飛行表演隊原隊長,曾3次參與國慶閱兵,其中1984年、1999年在空中梯隊,2009年是地面指揮部成員。

  “1984年和1999年,我們表演隊的殲-7都是與轟-6一起飛編隊,當時從兩個機場起飛,為了空中會合想了很多辦法。”李秋說。

  那時飛機上沒有機載導航設備,地面導航也十分簡陋,即使最好的殲-7戰機也只靠機上兩個羅盤定位。八一飛行表演隊提出,如果遇到極端天氣、兩種飛機會合困難,是否轟-6可以退出,由表演隊單獨組隊通過天安門。

  “轟-6的師長說不行,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參閱。”李秋說,“後來采取的方法是,他們先飛到我們機場上空,低空通過,我們起飛5架跟它會合;他們再低空通過一次,我們再起飛5架會合,最後整個編隊集齊,往閱兵航線飛——他們多通場幾次,反正轟炸機油料多。”

  這個模式叫做“釣魚”,保證了低氣象條件下的空中會合。

  一直到1997年前後,李秋纔接觸到衛星導航定位系統。

  “1986年美國雷鳥表演隊從關島飛到北京表演。他們走國際航線,左右偏航不允許超過3公裡。當時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李秋說,戰斗機高空高速的情況下3公裡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10年後,第一次接觸GPS的李秋,終於知道美國飛行員為何能夠飛得這麼精准,“有了這個,別說3公裡,300米我都不會偏。”

  但1984年的這次起飛,對於只憑羅盤和雙眼的李秋們來說,仍然驚險無比。“因為當日天氣狀況極差,剛起飛就入雲,誰也看不到誰。”這次經歷後來還被拍成了一部電影,叫做《強行起飛》。

  起飛難,降落更難。轟炸機群通過天安門廣場後,由於北京的機場能見度太差,乾脆直接飛回了山西的駐地。

  “很多飛機都沒飛回之前擬定降落的地點。通信手段也是太落後,北京指揮部得一架一架找。”李秋回憶,1984年閱兵結束後,直到當天下午4點指揮部纔將所有飛機的“下落”搜集完畢,確認各部隊都安全返航。

  到了2009年,殲-10亮相空中閱兵場,“三代機上的機載設備、通信手段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你離我多遠,儀表上都看得到。”李秋感嘆。

  這一年閱兵,他是地面指揮員,機場指揮部也早已換上了全電子化的指揮系統。

  “過去是靠標圖員,頭上戴副耳機,面前一張地圖,手裡夾3支彩筆,邊聽數據邊標注。1名標圖員的上限是能跟七八批飛機。”李秋說。

  現在,指揮員面前的綜合信息顯示器上可以輕松顯示幾十批飛機的行蹤,“而且航線、距離、間隔、方向一目了然。”他說。

  2015年展示的新一代預警機,讓李秋更為羡慕,“它可以在空中指揮整個梯隊,范圍更大。如果在戰時,它就可以告訴飛行員去哪裡最有利、哪裡威脅最大,哪裡飛來導彈。”

  這就是體系作戰能力,“我們具備了維護國家領空安全的能力,對於我們的對手是有一定威懾力的,我們的領空安全是有保障的。”王明亮總結。

  “常態化”

  雷凱所在部隊已連續參加6次大閱兵,為全空軍少有。

  “以前一說閱兵訓練,至少要搞大半年。”雷凱說,“元旦過後就要進駐華北的幾個參閱機場,其他課目基本停掉,一門心思飛編隊。”

  2015年勝利日閱兵,各航空兵部隊在5月底纔進駐閱兵村,集中訓練不到3個月,比2009年用時縮短近一半。

  面對比6年前更加龐大的機群、更加復雜的編組與前所未有的隊形,很多飛行員卻認為“集訓一個月就夠了”。

  還有的航空兵師團不滿足於“飛編隊”,將實戰課目也帶進了閱兵村,閱兵訓練與基礎訓練、實戰化訓練同時進行。

  雷凱率領的殲-11B飛行團,閱兵訓練與常態訓練的時間各佔一半。兩個月的時間裡,全團所有新飛行員都順利通過考核,拿到了“單飛”資格。閱兵結束後,他們緊接著就要面對大規模的實戰演習。

  此外,與以往選拔參閱人員“挑尖子”“強強組合”不同,本次空中梯隊多為整建制參閱,幾乎所有編隊、機組都是以老帶新。

  “說明我們的個人實力、整體水平都極大提昇了。”雷凱說,閱兵訓練雖不是實戰,卻折射著實戰化訓練成效。

  “所以這次閱兵,從總體來看不像以往。只要平常訓練的水平達到了,就是一個編排組合的問題。”李秋說,這取決於幾個因素:裝備更好、平時的實戰演習更多,特別是飛行員的飛行時間越來越多。這使他們在大型活動中游刃有餘。

  “更復雜的任務都執行過了,我們心裡很有底氣。”雷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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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 劉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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